博鱼体育振兴东北到了该换血的时候了

　　博鱼体育近来，关于振兴东北的话题在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十几年后又成为热点话题，网上议论纷纷，关内关外的有识之士各抒己见。笔者不才博鱼体育，不敢与各路高贤相提并论，只是作为一个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十年，如今回到东北堪堪一年的东北人，来谈谈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制约东北发展的深层因素是思维方式，特别是人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没有一个大换血的革命过程，振兴东北很困难，或者说不太可能。

　　东北，自周秦以来就始终是中国领土，固无可疑也。然而东北在中国版图上始终是一块特殊的土地，这块肥沃的黑土地曾经孕育出了肃慎、东胡、高句丽、靺鞨、鲜卑、契丹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一旦强盛起来，便试图入主中原，除了蒙古族和满族得以幸免外，其它民族无不迅速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虽然，汉族虽然始终生活在东北的土地上，但由周至清，却从未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体民族。

　　东北的汉族人口占据主流地位，是从清代山东、直隶、热河一带居民掀起的“闯关东”运动开始的，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口流动，在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达到巅峰，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在张大帅的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下，当时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山东移民迁入东北，最终奠定了今天东北的民族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年代里，是这些勤劳勇敢的山东移民为中国保全了半个东北，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万平方公里土地，今天却不再属于中国的版图，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一个永远的痛。

　　东北的土著居民，在清初要么处于极为原始的状态，臣服于清，要么随清军入关，要么为八旗军所屠戮，人口极为稀少。有清一代，对关外（特别是边外）的移民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但始终不曾全面放开。到清末，大批山东移民为谋生存，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大批迁入东北，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解除边禁，使这块沉睡百年的黑土地得到重新开发。在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里，东北一直拥有“共和国长子”的地位，无数个“第一”从这里诞生，无数物资从东北调拔入关。东北的繁荣，建立在几代东北人艰苦奋斗的基础上，这一点也无可置疑。

　　但是，正如一句老话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富饶的黑土地，养活了大批闯关东的人，也养懒了这些素以勤劳勇敢著称的山东农民。坦率地说，这些闯关东的农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因为在那个年代里，穷人是上不起学的，能上得起学的富人并无生存压力，哪里有闯关东的必要呢？这些山东农民漂洋过海来到东北，所求不过温饱而已。“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景象，成为东北人最为向往的生活方式，“小富即安”是东北人最现实的写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北人的骨子里开始有种懒散的情绪存在。

　　当然，东北人的优越感是有现实基础的，在关内的军阀士兵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张作霖的奉军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至少高粱米干饭、白菜豆腐可以向士兵们敞开供应，还有整整齐齐的军装穿。据旅日作家萨苏调查的日方资料，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仅在沈阳一地就扔下各种作战飞机260多架，各种坦克、装甲车辆500多辆，各种火炮4000多门，步枪13万支，甚至还有折叠式冲锋舟、航空化学炸弹、化学迫击炮弹，简直令今人不敢置信。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成为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有相当一部分都在东北。那30年，东北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东北人因此有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代表了那个时代东北朝气蓬勃的风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生产占据主要地位，经营并不重要，所以，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生存型思维已经有所改变，但却没有消失。干活儿拿钱，不用想太多事情，更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当年东北国营工厂的工人都很有优越感。笔者小时候，东北经济还不错，尚未接近崩溃的边缘博鱼体育，那时东北街头常见修鞋的浙江人，这种活儿，东北人是不肯干的，彼时谁也没把这帮“南蛮子”放在眼里，然而如今东北的修鞋匠绝对都是本地人，根本找不到浙江鞋匠了。在那个大家都以拥有“铁饭碗”为荣的时代，浙江人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多数返乡创业，极少数留在东北的也当了老板。笔者曾经在通化-北京的火车上和一个浙江人聊天，他就是上世纪80年代“闯关东”来的，如今定居吉林省白山市，开着若干家连锁商店，俨然是个“托拉斯”式的大王了，但是这位老板依然精打细算，绝不像车上我们许多东北同胞那样大手大脚。

　　俗话说“穷则思变”，但东北人某些观念似乎很难改变。今年春天，笔者在一个农业大县采访时和当地农民聊起种植结构调整的话题，不止一位农民表示，今年仍然种玉米。“苞米管贵贱能卖出去，你让俺们种别的俺们也不会种呀！”一个农民，除了玉米之外别的农作物不会种？可能吗？说白了，种玉米管理简单，从前种下去还要铲上两遍地，如今连地都不用铲，直接打锄草剂就是了，剩下的时间尽可以出去打工。

　　笔者始终觉得东北人思维里有种难以解释的矛盾，安土重迁的观念和四海为家的观念几乎并存，笔者身边有不少人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舍弃了在关内的发展机会回到东北的，也有不少人几乎义无反顾地杀进关内。10年前，曾有一位低年级的广东籍师妹说特别不能理解东北人为什么就死守着那块地，笔者当时回答说因为她并不理解我们的先人得到这样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地有多么不容易。10年后的今天，笔者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当年的问题了。

　　在关里待得久了，笔者发现关里并不像我们从前想象的那样。文化昌达如江浙，固然有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但也有不少人早早地学经商。反观东北，笔者的祖父那代人还有不少坚持认为孩子上学没用，只消读个小学，能写信、会记帐就行了。但如今，笔者曾经最顽固的亲属也表示现在孩子不上学不行。可以说，就笔者过去10年的经历来说，全国各区域（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不要拿某个具体的城市来说事儿）中，东北是最重视教育的，即便在孔雀东南飞的今天，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一批高校，依然是不可轻视的存在。

　　但是，东北人教育子女，似乎总是欠缺了点什么。笔者从小到大，一直在听大人教育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如果是女孩子，往往后边还会加一句“找个好婆家”。至于找了好工作之后应该干什么，没有下文。所以笔者父亲那代人中，有许多人便把教育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当成了追求。当然，这无可置疑，笔者只是想说，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就一小步就成，能不能教育孩子要有干事创业的精神？如果不能，那这种奋斗的过程和“放羊、攒钱、娶媳妇、生娃、放羊……”那个过程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思维方式至多说是生存型思维，说它是计划经济思维都很过分，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毕竟还是讲奉献的，人人以为国家做出贡献为荣。

　　这种生存型的思维混杂着计划经济思维，一直延续到今天，造成了东北人普遍的迷茫。赖以生存的国营工厂没有了，种地又不挣钱，该干什么呢？于是东北有一技之长的人纷纷入关，据吉林省一位政府官员透露，2016年吉林省人口净流出量为20.6万，这大约相当于吉林省一个中等县份的人口总量，而且这些流失的人口普遍文化素质高、职业技能强，如果算上没有迁出户口的随迁人口，实际上流失了一个人口大县。只有2700多万人的吉林省，按照这个速度下去，20年后不堪设想。

　　笔者一位本家是1999年毕业的三年制专科生，就读于一所师范院校，2001年他刚刚调入县直中学时与笔者住一间宿舍，他说自己读书不是错，读专科也不是错，但错就错在不该读个三年制的专科，因为如果读个两年制的专科，1998年正好赶上吉林省最后一次分配工作，如果读四年制的本科，那么2000年正好开放出省就业，唯独1999年的毕业生既不能出省就业（硬走的线元培养费，这在当年是一笔大钱），又不给分配工作。2002年笔者进了这位本家曾经就读的院校，那届毕业生几乎无人留在东北，只要有点能力的都进了关。

　　想想吧，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东北高校毕业生大量涌进关内，对东北的经济是什么样的打击？在这种潮流面前，留在东北工作的人又能以什么样的心态工作？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生活过的人回到东北来，一定会发现东北和这些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一个讲规矩，一个讲人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笔者认为，东北经济走到今天，对东北是不公平的。计划经济年代，东北的财富被中央无偿调拨走了，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耗尽了资源，撑起了整个家庭，拉扯大了弟弟妹妹，然后老去了，此时全家上下都觉得老大没出息，这么多年还在地里扛活儿，又喜欢抽烟、喝酒，还总骂人，简直一身臭毛病。客观地说，这绝对是原因之一，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东北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创造的财富上交国库，连国营企业的机械设备都得不到更新，就更别说人的思想了。2009年，笔者在一家国家媒体当记者，去齐齐哈尔出差时，听到当地人说起齐齐哈尔一家兵工厂的一位老劳动模范，这位老劳模曾经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是孟泰、王进喜式的劳动英雄，上世纪80年代正逢“军队要忍耐”的时期，军队一年只从这个厂订购了两门榴弹炮，这些只会造武器的工人生活没有着落，悲愤中，老人带着一家人服毒自尽，只留下一墙的奖状。听到这个消息，笔者心里十分难过，不知该说什么。从国家层面上说，那时确实对东北的关注不够。

　　大约是2011年，东北某市有位机关的处长到笔者所在单位送稿，中间单独给笔者塞了一个2000元的红包，笔者谢绝了，这位处长当时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从自己钱包里又掏出1000块钱搁在一起塞了回来。笔者哭笑不得，虽然笔者彼时打工混饭，穷得够呛，但是也还没把区区几千块钱放在眼里。处长说：“我的理解，你不要就是嫌钱少，咱们是东北老乡，你无论如何也得帮帮忙。”

　　笔者回到东北工作后，有一天和同事说起工作上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把眼光局限于脚下，如果能每年在人民日报发一篇稿，那该是什么成色。笔者与这位同事私交极好，说话向来不避讳什么博鱼体育。他的第一反应是：“那咱们在北京也没什么认识人啊！”是的，我们在北京是没什么认识人，但在拥有2000万人口的首都，如果我们的父亲不是李刚，那多余和别人提，没人认识你爹，笔者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最希望看到的是好稿件，是来自基层、生活鲜活，而又契合当前中央大政方针的文章，而不是几张钞票外加一堆烂稿。

　　我们知道，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定建立在法制社会基础上。然而，在一个人情大于法的社会里，如何能指望有成熟的市场经济？

　　当然，人情不是一点好处没有。今年《中国教育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吉林师范大学怎样“靠感情留人”，在东北经济一路下行的情况下，这所既不在省会城市，又算不得知名的高校最近几年硬是靠感情留住并吸纳了一批高素质教学科研人员，可谓奇迹。但是，这种好处毕竟是极其少见的，一任班子能留住人，不等于以后的班子都能留住人，如果不能把感情因素转换成制度，这种感情终究是留不住人的。

　　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人情，单凭规矩办事，在今天的东北几乎寸步难行。笔者从前的一位湖南籍老同事回忆在东北工作的经历时说：“你们东北政府里的人，哪怕他就是一个小科员，只要他掌握了一点点权力，就会往死了祸害你。”最终，这位在东北求学、谋生将近10年的老兄从东北拐了个媳妇回到湖南，如今在省直机关做公务员，虽然工作忙碌，但心里却是优哉游哉。

　　当然，18大以后，东北政府的干部不太祸害人了，胡作非为基本上行不通，现在他们干脆不作为了，这就是为什么前些时东北财经大学教授王玉霞呼吁“东北振兴，请政府不要再添乱”的原因。

　　2015年，吉林省的一位副厅长和笔者闲聊时说起“打老虎”的问题，彼时吉林省尚无“老虎”出现，这位副厅长总结说，别的省出“老虎”，是因为人家干的都是大事，所以能大贪，吉林省的干部都不作为，你怎么能指望出“老虎”呢？这话虽然幽默，但却发人深省。

　　在关里生活多年，回到东北工作，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因为你与周边的人格格不入，他们不能理解你，你也不能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年轻人回到东北之后又选择离开（这次离开可能也是永远离开）的原因。

　　奇怪的是，我们这些身在关内的东北人为东北发展而焦虑的时候，生活在东北的东北人反而有很强的幸福感。在鸭绿江边的一座小城市，笔者似乎找到了答案，这里的人们虽然经济基础很一般，但每天看着对岸的穷兄弟，心里便有种强烈的“获得感”产生。在笔者看来，这种“获得感”还不如说是不思进取、幸灾乐祸，四川人所说的“望人穷”，就是如此。如果这里和日本、南朝鲜接壤呢？还能这么快活么？

　　东北历史上民营经济并不发达，“体制饭”于是成为人们就业的首选。笔者并不认为东北的“民营经济”能如何，就笔者接触过的，没有一家能真正称为“现代企业”，反倒常有种暴发户的感觉，家族式经营，没有职业经理人，人情大过规矩（这一点倒是绝对符合东北的区情），后继乏力，如今第一代企业家大多进入暮年，“企二代”能否顺利接班，已经成了许多政府官员担忧但又不便说出口的问题。

　　东北曾经有过朝气蓬勃的几十年，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开始（2009年的通钢事件成为这一下岗潮的休止符），曾经和正在为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数以千万计的工人突然被砸碎了饭碗，一夜之间，国家不管这些人了，一时间整个社会陷入停滞电影，《钢的琴》是对这一时期最形象的反映。当时政府喊着“减员增效”的口号，问题是减员未必增效，那么多国营企业还是最终倒闭了。不是什么人都叫黄宏，丢了饭碗的工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黄厂长一样怀有“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觉悟。从此，东北的人心散了，有能力的人纷纷选择逃离东北，东北优秀而庞大的人才队伍就此流入关内，一发不可收拾，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走的人则多半倾向于吃“体制饭”。

　　说起“体制饭”，笔者个人一向认为，一个人可以吃体制饭，但一定要有脱离体制还能吃饭的能力，而且从长远来看，最优秀的人才不应该集中在体制内。现实是，体制内的身份依然是铁饭碗，不打破这种铁饭碗，东北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以笔者供职的这家新闻单位为例，接近半数的人员属于“公益岗位”，即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的工作岗位，收入微薄博鱼体育，工作辛苦，其余过半的人员属于体制内身份，总体说来工作量小，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老同志干脆就不承担工作了，管理层也不以为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常觉得无人可用。实际上，缺的不是人，而是干活儿的人。这种现实情况，不仅形成了同工不同酬的差异，还很容易让新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被带坏。

　　机关和事业单位体制的特点之一，在于上下级之间并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约束，机关在十八大以后或许还好些，虽然不作为也是常态，但毕竟还有点制约，但事业单位就更糟糕些，因为上下级之间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有许多时候都是办事互相看面子，工作完全靠良心，这怎么能行？

　　东北各地政府已经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纷纷开辟特殊政策吸纳人才，但往往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不外乎软硬两个环境的问题。

　　硬环境，你能给人家什么待遇？能给人家什么便利条件？人家在沿海地区可能百薪百万，你能吗？人家可以提供大量专业设施设备，你能吗？也许有人会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是的，钱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没钱。

　　软环境，这个就更难了，当你发现你和身边的人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几乎无话可说的时候，你还有信心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吗？当你带回来一点稍微新鲜的思维都被人视为另类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基本的职业荣誉感吗？

　　其实，笔者相信，有许多年轻人和笔者一样。对待遇没有太多的追求，但一定要工作、生活得开心，生活要有前景，有希望，而不是死气沉沉地混吃等死。问题是，已经接受了新思维的少数年轻人，能让东北的环境适应吗？请注意，笔者强调的是环境适应人，而不是人适应环境，如果年轻人们都像长辈们希望的那样，主动适应环境，那还奢谈什么振兴东北？大家适应东北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就好喽。

　　话说回来，引进人才，只是硬币的一面，各个单位固有的人（姑且不说人才）也能跟着动起来，这才是根本之道，不然，再好的人才也只能是人而已。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不能改造环境，只是单纯地把上好的材料扔进大染缸里，那简直是暴殄天物，还不如把这些材料送到有用的地方去，至少能物尽其用。

　　阔别东北10年，东北不是没有喜人的地方，譬如公交车上开始有年轻人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了，哪怕是一座小县城也有人能够聚集起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追求点风雅了，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龟兔赛跑，乌龟能获胜靠的是兔子的懈怠，而不是自身的实力，当兔子在狂奔的时候，乌龟能追得上吗？所以我们切不可因为一点小小的进步就沾沾自喜，夜郎自大，要跑起来，赶上去呀！

　　从2017年开始，新毕业生到东北地区吃“体制饭”的第一年不再领见习期工资了，直接开满额工资，这对许多新毕业生来说是件好事。不过，笔者也注意到，这项政策不是专门为东北制定的，一同受惠的还有中西部地区和偏远贫困地区，也就是说，在中央看来博鱼体育，东北地区已经和中西部地区、偏远贫困地区并列了。

　　振兴东北，从2003年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至今，大家讨论了10多年，似乎没有讨论出一个最终结果来，因为东北问题原因极其复杂，深入研讨这个问题完全能造就一大批专家学者，涵盖人文社科领域的方方面面。但笔者以为，这中间有个“关键少数”的问题，也就是干部问题。病入骨髓的东北迫切需要一批有活力的干部，需要中央从经济发达的省份调集一批干部，像、援疆一样支援东北。

　　笔者的观点可能会令东北的公务员同志们感到愤怒，但这就是冷冰冰的现实，虽然东北的干部队伍中不乏想干事能干事的，但大家不妨问问他们自己，他们有几个能在东北干成事的？

　　笔者曾经就几条新闻线索求证于一位处长，试图挖掘一项政策在基层落实情况的典型经验，其实这件事说白了是为处长大人所在部门脸上搽粉的事情，然而处长大人很客气地再三表示笔者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一定要按工作程序开展工作，不然他很难配合。那么什么是工作程序呢？答案是笔者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首先要向单位领导汇报（还得是逐级的），单位领导形成共识后向宣传部门汇报，由宣传部门和处长大人所在单位对接，然后层层落实到处长大人头上，他才能告诉笔者那几条线索中哪一条是当前效果最显著的。笔者很不客气地以为，能练成这等太极功夫的，不妨再进一步，去向阳老宅寻觅避邪剑谱算了，何必在这里尸位素餐？实在不行，去少年宫里架起天文望远镜看星星也好啊！

　　同志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习也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东北问题糜烂至今，绝非病在腠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的，没有大量新鲜血液输入，恐怕救不活东北，这是笔者最悲观的观点了。“不换思想就换人”，应当成为一剂良方。

　　王珉那样的干部首先可以排除了，这纯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死有余辜的货色，胡作非为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他耽误了关键的十年时间。

　　我们需要一整套从省到乡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要年轻，有活力，有工作能力，最重要的是能把先进地区的理念带进来。

　　这些干部需要有魄力，敢于并能够打破东北自身的桎梏，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影响和带动干部群众动起来，改变那种混吃等死的思维方式。

　　除了需要从国家层面上援助一批干部外，东北的地方领导者也需要多反思自身问题，要研究措施，让干部多到群众中间去，多做群众工作，这才是避免官僚主义的途径。笔者在工作中也曾和一部分到基层挂职的干部探讨，他们纷纷表示在基层得到的锻炼和自己从前想当然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

　　东北的干部也迫切需要走出去，不是简单地进党校、干院学习，而是认真地到外面去挂职锻炼，就像当年在东北修鞋的浙江鞋匠一样。

　　除了干部，老百姓也一样需要反思自己，而不是一味谩骂或者消极逃避。东北是我们的家园，要最终解决东北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试图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笔者回到东北的一年时间里，常有人告诫说要主动适应环境，不然环境终究会把人的棱角磨平。笔者就在想，倘若开国领袖都是“主动适应环境”的人，那中国现在会不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我们东北人是不是应该满足于做一个“满洲国”人呢？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

　　振兴东北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但是，笔者个人悲观地认为，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很难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因为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不是战天斗地，而是改造人的思想，这无疑任重道远。